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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新书《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全书33万字，围绕着南湖会议进行了新的研究，发掘了一些新的史料，将中共创建史推进了一大步。
邵雍教授
《研究》解决的问题有：
1、提供了1921年7至8月上海站经停嘉兴至杭州闸口站的往返火车时刻表（第102-103页）。
2、经过实地勘察，从嘉兴火车站步行至鸳湖旅馆，单程需要21分钟。从鸳湖旅馆步行前往狮子汇渡口的距离为1030米，步行需要17分钟（第156页）。
3、搞清了中共一大期间，新宁轮往来上海的船期，确认了陈公博与妻子乘坐8月4日午刻出上海港的新宁轮返回广州（第168页）。但《研究》提出的8月3日南湖开会说，恐难以成为定论。
对周佛海1943年的回忆应该怎样理解
《研究》第160页转引了1943年周佛海回忆：7月31日“我们商量决定，鹤鸣夫人明日早车赴嘉兴，先雇一只大船等着，我们乘第二班车去，乘船游南湖。于是连夜分头通知各人。到了第二天，三三两两得到了北站上车，我也抱病前往。到了嘉兴，早有鹤鸣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接下来，解释说“这段话明确说是分两天到嘉兴的”，周佛海说 “我们乘第二班车去”是商量时的决定。而“到了第二天，三三两两得到了北站上车”是实际行为。所以“第二班车”实际上是指第二天的早班车，不可能是同一天的第二班慢车，而且是指王会悟去嘉兴后的“第二天”。我们知道嘉兴会议场地，在汉语词汇中，明日就是第二天，第二天与明日是同义语。
周佛海8月4日在上海告诉陈公博会已在南湖开过了，应该怎样理解
《研究》第193页提到，8月4日周佛海对陈公博说“最后大会研究在嘉兴的南湖船上开过，会议算至结束”，这只能说明“南湖会议是在8月4日之前召开的”，并不能拿来作为8月3日开会说的证据链之一。根据汉语语法，周佛海的话是没有确切时间的泛指。8月4日的昨天、前天、大前天都能解释会已开过了，为什么一定特指昨天（8月3日）呢？8月2日、8月1日不也是“在8月4日之前”吗？另外1971年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中共一大7月1日开幕，7月10日在南湖闭幕，时间固然有误，但会期十天没有错。”从现在公认的7月23日中共一大开幕算起，第十天正好是8月1日。
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开会的游船
不能排除上海方面发电报委托南湖方面预定游船的可能性
《研究》为了论证中共一大代表“分两批、分两天到嘉兴”的说法，在第159页至160页说，“至于发电报，事涉安全问题，代表都担心密探的跟踪，不会发电报自行暴露行踪的。因此，王会悟等人只能是提前一天到嘉兴雇好丝网船，才能在第二天把船停在狮子汇迎接代表上船开会。”首先，嘉兴当时是通电报的，正如《研究》第104页称，1884年，嘉兴电报局成立；第110页说，1919年5月9日嘉兴商界发起成立中华国货倡导会，制定章程，并就爱国学生被捕致电省政府。其次，在上海发电报委托嘉兴亲友预定游船为保证游客当天即可回沪省时之举，十分正常，凭什么说这样就一定会“自行暴露行踪”？
《研究》否认王会悟委托孔另境预租游船。第99页说，“1964年4月，孔另境与女儿孔海珠来到南湖边，指着湖边的房子对她说：‘此地我熟悉，当年我就是到这儿来租船的。那时我在嘉兴二中读书，课余经常与同学来南湖游玩。帮助王会悟租船，由我出面去办很方便。’当然，这是孔海珠的转述，没有其他旁证，孤证不立。”但同段前面明明有段旁证：沈雁冰的儿子韦韬、儿媳陈小曼在《我的父亲茅盾》中说：“党的一大召开时，临时把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就是王会悟出的主意：而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则是父亲的内弟孔另境（当时他正在嘉兴中学念书）出力联系的。”《研究》也承认，“当时的孔另境与沈雁冰联系紧密，来往也很密切……沈雁冰支持王会悟的建议，让孔另境去帮助租船也合乎情理。”
王会悟乘坐临时客车到嘉兴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1959年、1983年王会悟两次回忆均说当天上午乘火车 “到嘉兴已八点多钟”、“到嘉兴已是八点多钟”，当天下午就在南湖开会。根据《研究》提供的火车时刻表，7时35分从上海北站开出的104次快车到达嘉兴车站的时间是10时13分，八点确实到不了嘉兴。因此我们认为王会悟乘坐早于104次快车的临时客车到嘉兴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如果这样中共一大代表“分两批、同一天到嘉兴”的说法（这也是多数当事人的回忆）就能成立。《研究》第148页提出，有制度规定，开行临时客车必须提前登报，但规定与实际操作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八月一日午后五时许的风灾是否会影响在此之前的南湖会议
《研究》第131页提出，“‘8月1日开会说’有不能成立的事实根据，这就是1921年8月1日嘉兴发生了飓风灾害，8月3日、8月4日的《申报》都有报道。一些研究者早就注意到这一事实，认为假如嘉兴南湖会议8月1日举行，应该遭遇这场飓风，代表应该有深刻印象，但所有的代表回忆都没有谈及这场风灾，包括王会悟回忆过许多开会细节，也从未谈到遭遇过飓风。”但根据《研究》第132页，《申报》报道风灾开始的时间均为“一日午后五时许”，而该书第120页提供的火车时刻表是：“下午从杭州到上海有两班火车。第一班车是下午……2时35分从杭州站开出，到嘉兴站是4时20分，到上海北站是6时50分。”因此不能排除中共一大代表们下午三时许就结束了会议，乘坐杭州始发、4时20分经停嘉兴的火车回上海的可能性。事实上南湖会议议程不多，是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与决议，讨论党的成立宣言与选举中央局，其中党的纲领在上海的几次会上已充分讨论过，因此在下午三时许结束完全可能。1979年初包惠僧说过，南湖会议开到下午四点。如果是这样，根本没有遭遇风灾的代表们自然不会对风灾有任何印象了。但好几位当事人如王会悟、陈潭秋、周佛海都回忆说南湖开会那天，天气先阴后雨，这与风灾来临前的征兆是吻合的。
八一风灾反证8月3日在南湖开会是不可能的
《研究》引用了不少《申报》的材料说明8月1日嘉兴发生了飓风灾害的具体情况。8月3日《申报》报道，1日傍晚的风灾将“年久失修之房屋，以及短墙草棚等，吹倒者不少。即居家之明瓦天窗，亦多吹去。此外农产物遭此狂风，受损颇多。最惨者，南湖中之避暑游船，于风起时不及傍岸，被风吹覆者四五艘，一般游客因不谙水性，而溺毙者竟有三人。”8月3日《申报》报道，1日傍晚的风灾将造成之三十八间房屋嘉兴会议场地，“吹倒三十六间，并压伤漆工一名……北丽桥上之桥石，亦竟吹去大石两方，幸未伤人。”据《申报》1921年8月8日“地方通信”栏报道：“本月一号狂风大作，将近放茬之禾稻，吹折者颇多”。《研究》第159页说，8月1日嘉兴的飓风把铁路沿线的许多电话线杆都刮倒了，到8月3日晚还没有完全修复。第172页引用1921年8月12日的《申报》报道说，“嘉兴自本月一日狂风肆虐后，倒塌之民房船只等，尚未完全修复，讵六日起大风又作”。可见风灾过后嘉兴城内外自然景观遭到很大破坏，民房倒塌，游船倾覆，禾稻吹折，铁路沿线电话线杆刮倒，一般游客无心游湖。中共一大代表若在这种环境下强行前往南湖开会，失去掩护，极有可能暴露行踪。再说，如此严重的灾情不会对所有代表均未留下任何印象。
《研究》还存在的其他问题
1、《研究》第194页说，红色工会国际驻赤塔全权代表斯穆尔基斯写于1921年10月13日的信件，“是唯一一份明确记载中共一大开幕与闭幕日期的史料。”接着“分析”说，“8月5日很可能是中央局会议结束的日子，斯穆尔基斯将此当作了中共一大闭幕的日期。”众所周知， 中共一大选出的中央局一共只有三人，只有三人出席的工作会议不可能是斯穆尔基斯信中写的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三人会议无论如何与“代表大会”沾不上边。
2、《研究》第144页论及王会悟有无必要在当天晚上去上海北站“了解到嘉兴车的班次”时说，“一种推测，认为李达他们都订有报纸，报纸上刊有火车时刻表，没有必要叫王会悟去车站了解火车班次，这是有道理的。8月1日的《申报》《新闻报》刊有沪杭甬铁路火车时刻表，8月2日刊载的是沪宁铁路的火车时刻表。但《民国日报》并不刊载火车时刻表。不过，李达他们当时订有什么报纸，已无从考证。”退一步而言，即便李达他们只订有《民国日报》，为了了解火车时刻表他们就不可以上街买份《申报》或《新闻报》吗？
3、《研究》根据王会悟嘉兴南湖会议开会时“城内某商户为儿子办满月酒”的回忆，仔细查阅了嘉兴市图书馆、嘉兴市档案馆、嘉兴博物馆收藏的家谱，寻找出生于1921年5-7月，有可能在8月初办满月或百日庆生酒的婴儿。结果尽管扩大范围，将双满月、100天都统计进去，符合条件的一个都没有。我们认为双满月特别是100天与“满月”不是一个概念，《研究》扩大范围搜寻是没有必要的。还有嘉兴城内商户1921年7月出生的男孩不会全部都上家谱；退一步说，即便如此，这些家谱也可能不在嘉兴市图书馆、嘉兴市档案馆、嘉兴博物馆的收藏范围之内。
总之，根据《研究》目前提供的资料，现在还不能说已经“还原了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的全貌，解开了有关近百年前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种种谜团”（《研究》第330页）。就现有资料来说而言，与其说8月3日中共一大在南湖继续开会，不如说8月1日在南湖开会。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中说，在李汉俊住宅开会遭侦探袭扰后“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南）湖船上，将会开完。” 王会悟在1981年也说过“隔了一天”就在南湖续会。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邵 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