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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提要

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也是一代艺术设计和鉴赏大师。1949年前后，梁思成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徽、国旗、国歌的设计、选定工作，为新中国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梁思成也是新中国开国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会场的设计者。

怀仁堂

怀仁堂的由来

众所周知，1949年新政协会场选定在中南海怀仁堂。怀仁堂原名仪鸾殿。清代北海、中海、南海三海总称西苑，为皇家御苑。1885年，慈禧为还政光绪帝，在紧邻皇宫的西苑修建新的寝宫，作为归政后的颐养之所。工程由样式雷家族第七代传人雷廷昌主持，位置在中海春藕斋以北，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式的建筑，因主殿殿顶为前后勾连的两个形制相同的单檐歇山卷棚顶，故最初叫两卷殿，1888年更名为仪鸾殿。慈禧入住后，仪鸾殿成为慈禧继续控制清朝朝政的政治中心，戊戌政变后更是慈禧训政之地。1900年庚子之变，慈禧仓皇出逃，西苑成为驻地，联军司令瓦德西入住仪鸾殿。1901年不慎失火，德军参谋长施瓦兹霍夫少将被烧死，仪鸾殿也在大火中焚毁。

1902年慈禧回銮后，下旨在中海紫光阁以南择地重建仪鸾殿，最终择定中海西岸，紫光阁西南、丰泽园西北的原蚕池口地方作为新址。重建的仪鸾殿基本仿照旧仪鸾殿格局并加以扩增，成为一座三进院落为主体的建筑群。南面添盖宫门景福门，门前有大型琉璃砖雕影壁一座，门口一对景泰蓝铜狮子，门内为东西朝房，向北为新增的亭式重檐垂花二门会议的会场布置，名“来薰风”。进门为前殿院落。正殿仪鸾两卷殿，东配殿多福斋、西配殿益寿轩。后殿院落面积更大，正殿福昌殿，亦有东西配殿，1908年慈禧在此去世。福昌殿后添盖一座西式二层后照楼，名延庆楼。加上配套的东面寿膳房、西面洋式点景楼、北面喜福堂等，形成一个比旧仪鸾殿规模更为宏大的宫殿群，工程用料和装饰等也更为奢侈。仪鸾殿旧址改建为西式洋楼海晏堂和仿俄馆。海晏堂是仿圆明园西洋楼海晏堂修建的二层洋楼，是西苑内规模最大、也最为华丽的建筑，作为慈禧宴飨外国公使夫人等女宾的专用场所，民国后袁世凯将之改名居仁堂，作为办公会客和居住之用，1964年作为危房被拆除。

清亡后，袁世凯对仪鸾殿又进行了改建。清朝时，每到夏季，为避暑纳凉，仪鸾殿前后庭院都要搭建起高出殿顶的巨大凉棚，凉棚东西坡面上开有天窗以利采光。袁世凯时仿照清代凉棚式样，用钢铁做成一个有两重檐的巨大顶棚——当时称为“罩栅”，后来称罩棚——将从来薰风门到两卷殿的整个前殿院落罩住会议的会场布置，两重檐间的立墙和第一重檐四面的坡顶上开有天窗，来薰风门两侧长墙上也开了窗和两个小门。又在庭院内坐南朝北加建戏台，整个院落遂变成一个能容纳近千人，可以进行演剧、集会的大礼堂。改建后的仪鸾殿更名怀仁堂，成为中南海内规模最大的会场，袁世凯死后灵堂也设在这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南海被辟为公园，怀仁堂一度被北平研究院占用，后被市政府收回交公园管理。北平市政府曾将怀仁堂用作举办集体婚礼的会场，傅作义也曾将其用作会客场所。除市政公用外，怀仁堂也被出租，收入用于增加公园经费和日常维护。

周恩来选定勤政殿和怀仁堂作为筹备新政协的办公和会议地点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周恩来派齐燕铭等人接收中南海，准备作为中共中央驻地。不久成立中南海布置科，钟灵任科长。根据钟灵绘制的中南海详图，周恩来选定勤政殿和怀仁堂重点修缮，作为筹备新政协的办公和会议地点，会场修缮改造和布置工作也交由钟灵负责。但勤政殿只适合举办一两百人的中型会议，怀仁堂成为当时北平城内唯一能够举办大型会议的场所。在此期间，怀仁堂已作为会场重新启用。1949年3月24日，中华全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怀仁堂举行，大会历时11天，董必武出席并作了讲话。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怀仁堂开幕，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出席大会并讲话。

在为文代会等会议召开做准备时，钟灵带领布置科对怀仁堂进行了一些整修，但要作为新中国开国盛会的会场，怀仁堂的环境条件还有相当差距。袁世凯时代加建的钢铁罩棚已有35年以上的历史，虽然结构部分完好，但设计很不美观，与古色古香的宫殿建筑风格很不协调。礼堂的地板已开始朽坏，许多内部设施也不适于政协大会使用。加之室内高度和面积大小都已限定，使会场布置相当困难。

为做好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同时兼顾对历史文物的保护利用，7月中旬，由高教会文物处出面与梁思成商讨，邀请其主持怀仁堂会场设计和整修工程。参与艺术设计工作的还有徐悲鸿、叶浅予等人。正在参加文代会的张仃也奉周恩来之命参加会场设计，并带领华北大学美术工作队和钟灵的布置科一起亲手布置会场。

梁思成与怀仁堂会场的设计

会场设计的第一个重点，也是最大的难点，是会议代表座位的布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最初向梁思成等人提出代表座位数目为722个，最低700个。这在空间有限的怀仁堂里布置起来已经不容易。筹备会又提出，主席台要兼顾演出和晚会之用，至少可以扭秧歌和演出评剧，主席台尺寸要尽量宽大，便于两用。同时，由于开国盛会的历史重要性，代表们不仅落座听讲，还要伏案书写，每个座位上的代表都要能很容易看见主席台上的发言人。随后又因为代表团组织差别和人数差异，要求不同代表团的代表要坐在一起，以方便会议讨论。这一系列要求使代表座位布置更费周折。

经过多次研究，梁思成等人决定把原有的旧戏台拆除，主席台改成半圆形，会场座位也按半圆形排列，使每位与会代表的座位都可以正对发言人。座位布置也改变原来一字排开的做法，改为在会场中间设置过道，代表团座位在中央过道两边分列。中间两列每排八个座位，两旁又各留走道，走道两旁又各有半圆形的座位一列。由于两旁配殿和柱子的影响，不能再做到每排座位数目一致，多的每排14个，少的只有3个座位。由于座位安排比较密集，每个代表座位的宽度只有65厘米，前后长度只有1.15米，面积比较狭小。为减少代表们的疲劳，座椅作了特别设计，宽达58厘米以上。同时为保持会场内安静，每个椅子腿下都钉有“橡皮钱”垫脚。桌子下面另装一层搁文件的复板，复板与桌面间距离不大，以便代表们坐下后可以把腿翘起来休息。

会场设计的另一个重点是地板问题。怀仁堂的地板本来是平的，后面的人看不见前面。梁思成等人在设计时将地板分成四层，后面地板高度与仪鸾殿正殿取平，前面地板高度比过去放低，随着弧形排列的座位做成弧形的四层台阶，使坐在后面的代表视线不再受到阻碍。

主席台也经过重新设计。除将原有旧戏台改建成半圆形台外，围绕主席台周边安装半圆形台阶，供上下主席台之用。主席台上另外高起一个小台，上面设置九人主席团座位。小台下正前方为发言台，两旁设记录席。小台和主席台周边台阶都是活动的，拆除后就成为一个半圆形的舞台。

会场内部装潢设计方面，原有罩棚两重屋檐间的天窗下面分布有很多电线、汽管等杂物，非常影响观瞻。为了隐藏它们，在罩棚下安装支架做了一个吊顶。为与周边宫殿装饰风格协调，支架框油漆成红色，吊顶蒙布用米色，上画青绿点金彩花图案。会场内外，除了旧有宫殿部分外，墙壁一律涂饰米黄色，座位、主席台等用楠木色。主席台上主席团背面用浅蓝及橙黄色的绸子做成有褶纹的背幕，橙黄色居中。背幕正中挂政协大会会徽，会徽两旁分悬孙中山和毛泽东画像。

会场内灯光一律采用太阳灯（即日光灯）照明。沿会场四周用太阳灯连缀成一条环线，主席台顶部也安装了隐蔽的太阳灯，这样安排灯光设备可以使整个会场光线均匀、柔和，不会出现大的阴影，也不会产生刺目不舒服的光线。会场通风设备是在东、北、西三面天窗上各装四具抽风机，用以保持会场温度适宜和新鲜空气的流动。扩音器和代表发言的麦克风设备全部由电信局负责。各色锦旗都悬挂在由仪鸾殿主殿和配殿改造的各个休息室内，不影响会场内的统一和协调。

会场外部来薰风垂花门完全保持原状，两旁小门加宽加高，将小门上部砖墙抬高砌成两个门楼，使两个小门风格也变得庄严起来，构成一种“迎人”的态势。门扩大了，台阶也随着加宽，宫门景福门和东西朝房也油饰一新。来薰风门重檐下挂上巨大的新政协会徽，门两侧墙上分列八根旗杆，更显得庄严壮丽。

怀仁堂会场设计完成后，由钟灵负责绘制成装修设计图报周恩来批准。钟灵又和张仃一起按照设计图绘制了一套大门装饰的彩色效果图，经周恩来同意后投入施工。全部建筑工程由承包。建筑施工结束后，钟灵又带着布置科等单位100多人连续干了三天布置好会场，钟灵三天三夜没有合眼，直到周恩来看过满意后，整个怀仁堂改造布置工程才告结束。怀仁堂全部工程从设计到施工结束只用了18天。

由于新政协会期紧迫，加以怀仁堂原有空间等方面的限制，梁思成在设计时只能权宜从事，因而对设计效果并不满意，认为“事事多从忙里错”，如果时间能再充裕一些，还有很多不适合的地方可以纠正。尽管如此，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梁思成和新政协大会筹委会工作人员共同努力，已经为新政协大会布置了在当时条件下最好的会场，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建立起一座崭新的人民的大会堂。

1949年9月21日，装饰一新的怀仁堂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会。梁思成作为大会特邀代表，坐在自己亲手设计的会场里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