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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最新消息，（下称“北京国安”）因无法按时参加比赛，选择弃权，结果0比3不敌。

根据2022中超联赛规程第二十四条相关规定，北京国安须赔偿相关方面因本场比赛取消所遭受的损失。具体赔偿方案将由中超公司核算并报中超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

对于北京国安来说，今年以来可谓是流年不利，比赛成绩一般般，临近赛季末又曝出无法参赛的“闹剧”。

九五体育还发现，更有意思的是，别看北京国安“家大业大”，背靠中赫集团，但是在自己专业的体育培训领域一不留神同样“踩坑”，导致今年身陷两场官司之中。

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北京第三中院”）披露的一则民事判决书，揭开了北京国安陷入租赁合同纠纷的来龙去脉。

搞青训却陷入租赁纠纷

故事还需追溯到五年之前，那是2017年初冬的一天。

2017年11月13日，北京国安与北京市朝阳区庆丰公园（下称“庆丰公园”）签订《租赁协议书》约定：北京国安承租庆丰公园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庆丰公园东园西侧4740平方米场地朝阳区场地出租，用于国安青训学校培训场地。

按照合同约定朝阳区场地出租，该租期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每年租金为86.505万元，签订合同后七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额租金。合同签署后，庆丰公园向北京国安交了用于青训的场地。

这桩简单的租赁合同就开始正式履行了，但是北京国安却突然找了一个“搭伙的”。

2018年1月，北京国安与（下称“北京骄子足球”）签署了《北京中赫国安庆丰体育中心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在涉案场地共同建设体育中心并合作进行中心的开发、管理和运营，北京骄子足球每年向北京国安支付合作费100万元。

同月，庆丰公园、北京国安又再次签署了一个《租赁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约定：“场地使用期为18年，自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计算。如中途由于庆丰公园原因导致场地无法继续使用，北京国安有权解除涉案合同及补充协议，庆丰公园应向北京国安据实返还剩余租金，并按照北京国安在该场地进行的投资明细对北京国安进行18年折旧补偿。协议履行中，庆丰公园任一干涉行为造成北京国安损失的，庆丰公园应承担北京国安的全部损失。”

此后，北京国安将上述的场地交付北京骄子足球进行建设，将场地改建为足球场用于经营。

2018年2月14日、2019年8月6日，北京国安分别向庆丰公园支付租金86.505万元、50万元。

但是，租赁合同的转折点发生一个多月之后。

2019年9月18日，庆丰公园向发送《庆丰公园租赁单位租金缴纳提示函》，表示北京国安应交租金为259.5万元，但截至该日，北京国安仅缴纳136.5万元，故以书面形式要求按时支付租金。

北京国安方面表示，因庆丰公园提出在原合同期内将租金涨至0.76元/平方米，北京国安不能接受，故在双方谈判期间，北京国安为避免后续损失，暂停支付租金，待双方达成协议后再行支付。

此后，从2019年9月29日到12月2日，庆丰公园与北京国安是“你来我往”各抒己见，一边指责北京国安不应将场地“转租给第三方使用”，另一方反击庆丰公园知道转租运营等情况，且“单方提高租金标准”。

原本“共赢”的一场买卖，却搞得双方最终“对薄公堂”，2020年1月13日，庆丰公园将北京国安诉至法院。

运营场地居然是违规的

庆丰公园与北京国安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下称“北京朝阳法院”）立案后，并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

九五体育了解到，在庭审中，庆丰公园分诉讼请求主要有三点，一是“确认双方于2017年11月13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书》及2018年1月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于2019年9月29日解除”；二是要求北京国安“向庆丰公园支付占有使用费138.4080万元”；三是要求北京国安“赔偿庆丰公园违约金约406.05万元”。

对此，北京国安当然不干。

在庭审中，北京国安辩称，同意双方于2017年11月13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书》及2018年1月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于2019年9月29日解除，但是不同意庆丰公园其他诉讼请求。

按照北京国安的说法，“2019年5月13日，庆丰公园单方向北京国安提出补充协议未经上级批准、租期期限18年的约定无效；2019年6月，庆丰公园又单方向北京国安提出立即将租金标准每平方米上涨至0.77元/日。庆丰公园提出的上述两种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极大侵害了北京国安的利益，北京国安明确表示不认可庆丰公园的主张，双方协商未果。”

因此，北京国安反诉并提出诉讼请求：“1.庆丰公园退还北京国安租金20.93万元；2.庆丰公园赔偿北京国安违约金702.62万元；3.庆丰公园赔偿北京国安场地建设相关损失约704.76万元。”

双方争来争去，却忽视一个重点，就是这块租赁场地能不能作为体育培训用地？

最终，庆丰公园承认，上述的租赁场地不仅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证，而且更无建设规划许可证。北京朝阳法院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调取了涉案场地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情况，显示涉案场地为防护绿地。

相关法律规定，防护绿地是“禁止擅自改变用途”，也就是说，庆丰公园出租给北京国安的这块用地用于体育运营是违规的。

北京朝阳法院认为，庆丰公园作为涉案场地的管理方，在明知涉案场地不具有土地使用权证和建设规划许可证且规划用途为防护绿地的情况下，仍将涉案场地出租并与北京国安签订长达18年的租赁合同，主观过错明显，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北京国安在未对涉案场地基本证照及规划用途作出基本了解的情况下即签署涉案合同并投入资金进行建设，未尽到审慎义务，亦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次要责任。

在一审时，北京朝阳法院“着重考虑双方过错程度，对于涉案合同无效所产生的损失，判令庆丰公园承担60%责任、北京国安承担40%责任，并据此确定相应返还/赔偿的具体费用。”

二审还是“两败俱伤”

对于一审判决，庆丰公园和北京国安都表示“不服”，官司打到了二审的北京第三中院。

这边，庆丰公园表示“并不清楚涉案场地的规划用途为防护绿地，认为该场地为绿化用地，为提高利用率并增加体育设施的社会效应，与北京国安合作，庆丰公园不存在主观过错，不应承担合同无效后的责任；北京国安作为专业体育机构应该知晓涉案场地的属性，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那边，北京国安认为“足球发展和全民健身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鼓励在绿地上建设便民设施，小型足球场亦非标准建筑，政策落地过渡期内并无强制要求办理规划等手续，涉案场地用于足球场地，没有破坏防风绿化还增加了体育使用功能，做到了两全其美，涉案合同不应认定为无效”，况且“涉案场地建设体育设施，属于公益项目，根据相关规定能够办理相关手续而合法公司场地租赁费用，庆丰公园作为管理方应及时办理相关手续，庆丰公园拖延办理相关手续，庆丰公园应承担全部责任。”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北京第三中院认为，“涉案场地的规划用途为防护绿地，土地用途属于绿地用途；而庆丰公园与北京国安签订的《租赁协议书》约定将涉案土地用于足球培训场地，属于将涉案土地用于体育设施用途，双方合同的约定改变了涉案场地的土地规划用途，违反了国家对土地用途实施管制的法律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属于无效，符合法律规定。北京国安以足球发展和全民健身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等理由，认为涉案合同应属有效的意见，与国家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北京第三中院认为“庆丰公园主张其不清楚土地的用途等，属于其未尽到相应的管理职责，过错明显，应承担主要责任，原审法院认定其承担60%的主要责任公司场地租赁费用，并无不妥，庆丰公园认为其无过错而不应承担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北京国安在租赁该涉案场地时，应对涉案场地的土地用途等予以审查，审查土地的规划用途是否与其使用用途相符，但北京国安未予审查，未尽到审慎义务，亦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原审法院认定其承担40%的责任，亦无不妥，北京国安认为其不承担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2022年11月30日，北京第三中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其中判决“北京国安给付庆丰公园土地占有使用费30.48万元；庆丰公园赔偿北京国安设备设施损失费238.593万元；驳回双方的其他诉讼请求。”

从2017年11月13日到2022年11月30日，北京国安与庆丰公园从合作到纠纷再到对薄公堂，好好的一桩买卖到了最后变成“两败俱伤”，图啥呢？

庆丰公园的纠纷算是“赔钱息事宁人”，但是北京国安的麻烦还没结束，各位看官还记得那个“”吗？这家俱乐部在2018年1月与北京国安签署了《北京中赫国安庆丰体育中心项目合作协议书》，每年向北京国安支付合作费100万元。

现在北京国安与庆丰公园的租赁纠纷算是告一段落，但是北京骄子足球以合同纠纷为由，将北京国安诉至法院，要求该俱乐部赔偿相关建设费用。

九五体育了解到，2022年6月18日，北京朝阳法院开庭审理了北京骄子足球诉北京国安合同纠纷一案，但是具体结果尚不得知。

青训场地一个不慎，导致北京国安陷入两场官司，如今又因客观因素无法参加中超联赛而面临损失赔偿。

不过，两场官司也给北京国安上了一课，“以后做青训，可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土地性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