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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足协发布了《2020年中国省市足球发展健康指数报告》。其中显示，我国公共足球场地开放指标得分为70.1，而学校足球场地开放指标的得分仅为46.7。

随着近年来全社会足球热高企，公众对场地的需求量与日俱增。社会运营的球场自然承载了多数人流，然而这类场馆往往价格不菲且一场难求。与之相反，学校球场在非教学时段往往处于闲置状态。

受疫情影响，当前各地学校基本禁止外人进入，校园球场不予开放可以理解，但是在疫情之前，校园球场的开放度和利用率同样很低。

一面是公众迫切的球场开放需求，一面是校方的安全问题考量学校场地可以出租吗，如何弥合分歧，找到利益共同点，考验着各方的管理智慧。

现状：需求与开放数量不匹配

大部分校园球场地理位置较好，交通便利，但根据《青少年体育蓝皮书——中国青少年体育发展报告（2015）》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中小学校体育场馆的开放率为31%，近七成的学校不仅没有开放校园场地，还将缺少运动机会的广大学生推向社会公众体育，造成了学校场地闲置与社会场地短缺的矛盾。

根据教育部的官方统计，截止到2018年9月，全国共有120960块校园足球场地，向社会开放的只有少量球场。而日本体育厅2019年9月体育设施现状统计显示，学校在全国的运动场地设施占比为64.6%，共有121437处的学校体育场馆对社会开放，开放率达到94.9%。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近些年公众日益增长的运动健身需求。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由社会资本运营的球场数量增长迅速，在一定程度上疏解了场地压力。

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的球场还远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

北京市地坛体育中心足球场近年来一直面向社会开放，运营方会将这块正规足球场一分为二：半场出租给需要约队比赛的球队（一般以9V9或10V10为主），另一半接待散客（按人次收费，不限时间）。

因为地理位置好、草皮质量高，地坛球场吸引了众多球友，每个周末都能看到这里人满为患，尤其是散客场还承接了青少年培训，使用密度非常大。比起可供使用面积较少，社会球场更突出的问题则是价格较高。

北京朝阳公园的五人制足球场，两个小时的租金为760，也就是说如果有10个朋友一起踢，人均消费为76元；位于健翔桥的八人制球场，两个小时的租金为1100，分摊到16位球员身上每人需付68元左右。一般比赛还有裁判和用水的消费，叠加起来价格更高。

对于刚离开校园的学生或者每周有多次运动需求的公众来说，这样的花销并不低，很多朋友都在感慨“踢不起球了”。

症结：安全和管理责任需厘清

与社会球场人满为患相比，学校体育场馆往往在课后处于闲置状态，即使在疫情之前校方也轻易不愿将场地向社会公众开放，其原因自然是安全和管理责任方面的考量。

校园球场对外开放，一方面会增加在校生的安全隐患。

2016年12月10日晚，北大五四足球场发生了踢球的几名社会人员围攻一名北大学生，保卫部和体教部已计划采取相关措施，其中包括建立黑名单，禁止有暴力前科的人员入校。

中国政法大学的足球场内也曾出现过因为场地使用问题，在校学生与校外人员引发争执导致学生被打伤，这直接导致了中国政法大学操场不再面向社会开放的情况。

另一方面，由于进入校园的外来人员身份多样、情况复杂，球场内的人身安全同样需要关注。

2017年，苏州市虎丘法院审理了一起校园操场对外开放的安全事故民事索赔案学校场地可以出租吗，因一名踢球者在场地内将一名跑步者撞成了脾脏破裂，法院最终判决撞人者和学校方面分别赔偿各项损失17万元和5.8万余元。

人身伤害之外，还有管理问题。作为场地提供方和管理者，如果学校提供的硬件设备出现故障，或因安全措施不到位而造成伤害，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此类事件往往还会引发学生家长对校园管理能力的担忧，影响学校的声誉。

另外容易被忽视的是，由于学校的本职工作是教学，在场馆体育设施的管理方面一般缺乏专业人才，影响场馆运营的效率和质量，而如果专门聘请管理员又会增加财政负担。

因此从校方的角度来看，减少球场开放力度，从而保障学生安全、维护正常教学秩序无可厚非。

应对：外包场地或能以馆养馆

公众有强烈的运动需求，社会场地尚不能给予有效满足，校园场地又因为管理等原因处于闲置状态，造成了如今这种多输的结局。

面对这样的局面，搞“一刀切”式的管理，从国家政策和经济效益角度来讲都不妥。在疫情尚未解除、学校仍处于封闭状态的情况下，各方可以借此机会潜心研究应对之策，找到利益共同点，通过科学管理有序开放校园球场，从而释放公众的运动需求，并借此为学校创造经济收益。

2009年开始，国家体育总局每年都从体彩公益金中拨出千万元，支持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事业的发展，主要用于人才培养、场地建设、器材补充、联赛实施、组织训练营和足球节等宣传推广的支持费用。

2013年，财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共同印发了《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体育事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指出体彩公益金的补助范围包括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其中用于群众体育的比例不低于70%，用于竞技体育的比例不高于30%。

基于这样的国家方针，各地可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校园场馆运营领域，在优先保证学生上课的前提下开放场馆，并通过专业化的管理充实运营经费，实现“以馆养馆”，达到学校、公司和公众三赢的局面。

对于保障校园安全的问题，广州的做法或许值得借鉴。

广州市已确定了100所向社会开放体育设施的示范性学校，一些学校开放的运动场地与校园师生的生活、教学区域是隔离开的，而且进出的通道也不同。在体育设施的开放时段，学校还将加强老师的值班和保安的值守。

另外，广州市教育局与警方也有相关的沟通机制，学校在向当地警方申报开放时段和开放时间后，公安部门将会加强这个时段对校园安全的关注。

如今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场馆智能管理平台同样能够有效提升体育场地的运营效率。

对人流密集的场地，运营者可以结合疫情防控要求，适时开展引导与限流；也可以探索设立黑名单制度，对屡次违反开放守则、破坏场地秩序的公众实行限制进入；还可以通过平台的互动内容和大数据分析，为进一步推动校园场地有序对社会开放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结语：今年5月19日，体育总局发布了《关于开展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加大足球场地开放利用力度，并且要求到2025年，具备条件的校园足球场地和社会足球场地全面开放，形成教育与体育、学校与社会、学区与社区共建共享足球场地设施的有效机制。

显然，简单地一关了之并不是长久之计，建立健全开放校园球场制度才是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