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所述，文化城市的提出基于复杂的时代背景:不紧包括经济全球化以及随之而起的文化全球化所引起的文化危机，还包括当前快速城市化所引起的诸如社会极化、城市中心区衰退、城市生活人情味丧失、城市与区域环境恶化、城市文化特色式微等。因此，构建文化城市必然具有多目标指向。

首先是保障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生存。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是文化全球化，受全球强势文化传播的影响，地方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部分属于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处于快速式微状态。特别是受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强势文化在全球快速渗透，不仅显示了其文化经济扩张的能力，也表明其文化软实力的巨大能量，这直接威胁一个国家的文化生存安全。在我国，城市对于保证国家文化生存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城市是各种文化资源集聚之地，也是人口集聚之地，文化创造力远远高于乡村，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的文化创造力将更加增强。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明显，中西部发展差距依然巨大，通讯与网络资源占有率各地区参差不齐，许多地区依然处于全球网络的边缘末梢，全球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依然表现出从大城市到一般城市，再到县、乡、村这一明显路径特征。虽然"地球村"概念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无处是边缘、处处是中心"的世界空间格局图景，但这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一种现实。因此，作为全球文化传播路径的第一站的城市，依然是控制外来文化传播的重要空间，是传递"有利"文化，过滤"不利"文化的重要节点。要保障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生存安全，包括两层含义，即实现文化的继承和超越。继承即科学保护已有的文化资源，超越即在已有文化资源基础上通过对外交流、吸收全球文化精华而实现文化创新。

其次是以文化的手段促进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正如莫勒奇(Molotch)所言:几乎所有地区政治经济的本质都是增长，不管地方精英们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有多大，对增长的追求是他们取得政治共识的重要而有效的动力城市文化空间，对增长的关注是重视地方目标的所有地区的领导人的首要共性。城市本质上就是一台增长机器，虽然只用人口变化来论证"增长"，但"增长"一词所指的是全部相关事件的综合症候(莫勒奇，2005)。因此，必须在充分尊重城市增长机器这一事实，将文化资源与文化机制纳入城市增长机制之中，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事实上，城市经济的增长一定程度上是城市得以维系，城市文化得以创造的基础，也是满足城市理性趋利决策心理的先决条件。

再次是促进城市居民日常交流，破解理性趋利决策造成的城市居民的心理与情感隔离。城市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和高速运转的增长机器决定了城市居民不得不淡化传统乡村文化所拥有的强烈家庭情感与血缘纽带城市文化空间，由此造成的是认同感与归属感的逐步退化。而城市的专门化生产则造成城市个体相互之间依赖性的增强，交往圈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却又造成了内心紧张与自我保护意识的萌生，由此造成利益算计与内心退隐两者以复杂形式植入居民内心。城市居民因此处于依赖性的增强与自我保护心理强烈的矛盾之中。为此文化城市必须充分理解和重视城市居民的这一精神状态，采用文化手段缓解这一矛盾。从理论上来看，破解这一矛盾的路径有二，其一是提供日常交往的场所以鼓励情感沟通，其二是提供文化这一交流媒介以实现交流的顺畅。

上述三个目标总结起来，即是融合与超越。融合即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进步相协调、全球文化与地方文化相共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世俗文化与高雅艺术相共生等;超越即实现城市文化教化、城市文化创新、城市文化全球扩散等。

注释:本定义引自刘合林《城市文化空间解读与利用--构建文化城市的新路径》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