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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任诞》第一条就是：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这里说阮籍、嵇康、山涛年纪都差不多，嵇康只是略微小一点显然不大准确。山涛是零零后（205年-283年），阮籍是最大的一零后（210年～263年），嵇康是二零后（223年－262年），山涛比嵇康要大十八岁。看寿命，这三个人是生得越早的，死得越晚。

说竹林七贤喝酒“肆意酣畅”，应该是不包括山涛的。每次朋友们喝得大醉，保持清醒收拾残局的，肯定是山涛。他是个对自己酒量特别有数的人，一饮八斗，到此为止，很多年以后，晋武帝请山涛喝酒，悄悄添了额外的量，但山涛该多少是多少，八斗之后绝不多啜一口。

从各方面看，山涛都是阮籍、嵇康他们完全不同的人。

山涛的家世，其实也只平平，父亲做到县令，祖父举过孝廉，再往上的情况史书就没有记载，可见不会太风光。这种门第，在家乡还有点地位，拿到全国范围看，通常就不值一提。

不过山涛是河内郡怀县人，这就不一样了。

河内郡的家族彼此通婚。山涛有一个姑奶奶，嫁给了一个姓张的县令，生了一个女儿，叫张春华。张春华有幸高攀，嫁到了河内温县的一个高门大姓，她的丈夫，叫司马懿。

山涛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被当作宗族的希望，因此山家很希望能利用上和司马家的亲戚关系。史料中有这样一条：

山涛……年十七，宗人谓宣帝曰：“涛当与景、文共纲纪天下者也。”帝戏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虞预《晋书》）

这显然是后人追溯的记录，所以对司马懿（宣帝）、司马师（景）、司马昭（文），都称的谥号。

山涛十七岁的时候，山家有人对司马懿说：“我们家山涛，是可以和你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一起治理天下的。”

如果这段记载属实，那么山涛这个亲戚，委实有点不识眉眼高低。随着司马懿事业不断取得成功，联姻对象也在升级，对亲家本来就未必有多少好感，何况是亲家的亲家家里的一个穷小子？

硬凑上来的远房穷亲戚，话又说得这么直白浮夸，难怪司马懿不爱听，所以回的话也很难听：“你们这么个小家族，能出这么了不起的人物吗？”

所以，山涛很长时间里也就没有进入司马家的权力圈子。

所以山涛的仕途，也就得慢慢来山涛国际，《晋书·山涛传》说，他四十岁才做到河内郡的主簿。一郡的佐官，以主簿为首，以常人的眼光看，这个职务就很不低，但和山涛后来的权位比，自然显得很卑微。

山涛四十岁是正始五年（244年），嵇康搬到河内山阳县来，差不多也是这时候或略早。所以山涛和阮籍、嵇康结识，可能也就在此时，于是出现了《世说新语·贤媛》里那个著名场景：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山涛和嵇康、阮籍见了一次面后，就觉得情义特别投合。——所谓“契若金兰”，是《易经系辞》里的典故：“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山涛的妻子韩氏，发现了这一点，就向山涛打听二人的情况。

山涛说：“我这辈子可以结为好友的，只有这两位罢了！”

韩氏就说了《左传》里的一个典故：晋文公重耳在国际间流亡经过曹国的时候，曹国大夫僖负羁的妻子曾悄悄观察过重耳的随从，发现狐偃和赵衰二人非等闲之辈，于是劝丈夫要对重耳好。而后来重耳成了一代霸主，也仍然记得这份人情。

韩氏的意思，是自己也想看看阮籍、嵇康，她相信自己的见识，觉得自己看一看，对丈夫也是幸事。

山涛也就答应。

几天后，阮籍、嵇康来山涛家做客，留下来过夜。韩氏也就从墙洞里看他们两个，看了整整一个通宵，天亮了都差点忘了回自己的寝室。

山涛问韩氏：“你觉得这两个是什么样的人？”

韩氏很坦白：“你的才华、情致都比人家差远了，只能靠见识、气度和他们结交罢了。”

山涛倒也很淡定：“他们也常常认为我过人的地方，就是气度。”

妻子的评价和山涛的自我评价，都是很准的。

山涛功成名就之后，人家赞美他的话，类似“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之类，其实也都是在说，山涛的才华、情致，看起来不明显。

所谓山涛的“识度”，识是山涛看问题的预见性，度是山涛可以和各色人等都和谐相处，也就是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能力。这些优点，在你还是职场小透明的时候，不容易被注意到，越是地位高有身份了，则越容易让人觉得，这可真是至关重要。

所以山涛注定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他生活节制有规律，不酗酒，不纳妾，更不见他服五石散的记录，看来也就是憋着要和人拼寿命的。

就这样，山涛虽然没有特别的奥援，但慢慢也得到了升迁。大约是正始八年（247年），山涛就被辟为“部河南从事”。

“部”是司隶校尉部的省称，司隶校尉部的核心是河南郡，而河南郡的治所，就是京都洛阳。所以到河南尹身边任从事，山涛这是进入机要部门了。

而当时的司隶校尉是毕轨，河南尹李胜，都是曹爽的死党。于是，作为司马懿的老乡和远房亲戚，山涛成了曹爽一党。

当时司马懿躺在家里装病，曹爽的气势煊赫到顶点，两派斗争似乎胜负已分。但山涛显然很清楚，自己的这位表姑父隐忍的性情和变诈的手段有多么恐怖。

与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投传而去。

一次，山涛与石鉴（后来也是晋朝的开国元勋）共宿，山涛半夜起来，踢醒石鉴说：“如今是何等时候，怎么还睡得这么安稳！想想太傅（指司马懿）卧病，到底是什么用意？”

石鉴说：“宰相多次不上朝，给他个尺把长的诏书让他回家就是了，你何必操心呢！”山涛说：“咄！石生，不要在马蹄间惹事啊！”

山涛把继续为官，看作处身马蹄之间，随时可能被践踏如泥，于是山涛丢弃官符回家。

到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果然发动高平陵之变，一举翻盘。

而山涛继续隐居在家，一直到两年后（嘉平三年，251年）司马懿去世，司马师执政期间，山涛才出山。

几年前山涛从马蹄间及时抽身，想必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司马师比山涛小三岁，基本算同龄人；司马师用人，比父亲更加看淡门第不拘一格；还有，司马懿晚年对妻子张春华极其嫌弃，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却始终敬爱母亲，所以对母亲娘家的亲戚，司马师自然也会更友善一些。

总之，和父亲司马懿表示鄙视不同，司马师一见山涛，就给了一句极高的评价：“吕望欲仕邪？”

吕望就是后世民间所谓的姜太公。他曾服事商朝，后来却转而辅佐周文王、周武王，成为改朝换代的头号功臣。司马师把山涛想做官比作“吕望欲仕”，既是对山涛的赞美，自然也透露出自己对未来的期待。

之后山涛基本就算官运亨通，不论司马师、司马昭还是后来当上皇帝的司马炎，都对山涛极为亲待信赖。最突出的案例是，钟会害死嵇康的下一年，就在蜀地作乱，司马昭亲自去平定，临出发前，把监督集中在邺城的曹魏诸王的任务，交给山涛，并对他说：“西偏吾自了之，后事深以委卿！”

没有最大的信任，怎么会托付给山涛这样的重任？后世人批评山涛，说你名列竹林七贤，应该是清高人士，怎么可以阿附司马氏？这可真是把山涛瞧得小了，山涛哪里是简单的阿附而已，人家明明是司马氏集团的核心成员。

正因为是这样的身份，山涛成名之前就引以自豪的“识度”，也就有了非常多的展示机会。

先说“识”。

山涛的见识，体现在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上，最著名的如这件事：

晋武帝讲武于宣武场，帝欲偃武修文，亲自临幸，悉召群臣。山公谓不宜尔，因与诸尚书言孙、吴用兵本意。遂究论，举坐无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后诸王骄汰，轻遘祸难，于是寇盗处处蚁合，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遂渐炽盛，皆如公言。时人以谓山涛不学孙、吴，而闇与之理会。王夷甫亦叹云：“公闇与道合。”（《识鉴》）

晋武帝在宣武场举行军事演习，借机就想“偃武修文”——具体说，晋武帝是想“罢州郡兵”，也就是把军事力量集中到中央和几个主要军区，地方上的治安部队，就不要了。

这么做的好处，一是按照儒家经典和史书的说法，古代圣王在位天下大治，就会这样做；二是地方不再养这些兵，也可以节省许多财政开支。

但是山涛认为当下不应该采用这种政策，于是侃侃而谈，阐释孙子、吴起兵法的本意，究竟是怎样的。山涛平常并不钻研这些，也不是高谈阔论的人，可是这番道理，说得却特别好。所以举座无不叹服，都说：“山少傅说的，真是天下名言。”

后来八王之乱的时候，盗贼蜂起，州郡没有兵力，也就无可奈何。越发证明山涛真是远见卓识。

不妨顺带一提的是：这里称山涛为“山少傅”，山涛任太子少傅是在晋武帝咸宁初年，《晋书·武帝纪》则提到，咸宁元年和三年山涛国际，晋武帝两次到宣武场讲武，《晋书·山涛传》则提到，参与这次讨论的人物，还有个叫卢钦的，这人是咸宁四年去世的。也就是说，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咸宁年间（275年-280年），当时晋还没有灭吴，天下还未一统。

看来晋武帝动偃武修文的心思，真是挺着急的。

唐代作《晋书·山涛传》的史臣，和宋代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都觉得晋武帝不该这么着急，所以把这件事挪到了晋灭吴之后。但灭吴之后到山涛去世之前这段日子里，晋武帝没有去宣武场讲武，山涛已经不是少傅，卢钦也已经死了，所以这两部权威史书的处理，是不合理的，反而是《世说新语》这么一部段子集，倒没有问题。这种小说比正史可靠的情况，后面还经常会碰到。

山涛的见识，更体现在对人物的识别上。

山司徒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政事》）

山涛在曹魏时任尚书吏部郎，入晋后又任吏部尚书，长期主持官员选拔、考核工作，所以叫“前后（领）选”。

山涛选用的人，几乎遍及百官，没有遗漏的人才。他举荐人时，会加以品评，也就是所谓“题目”，没有不说中的。只有用陆亮是例外，陆亮很快就因为受贿罢免了。

不过陆亮是贾充推荐，用陆亮是晋武帝本人的主意，山涛力争而晋武帝不听。所以这锅也不是山涛的。

然而《世说新语》自己就提供了另一个山涛看走眼的例子：

王夷甫父乂为平北将军，有公事，使行人论不得。时夷甫在京师，命驾见仆射羊祜、尚书山涛。夷甫时总角，姿才秀异，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涛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辍，乃叹曰：“生儿不当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乱天下者，必此子也！”（《识鉴》）

仆射羊祜、尚书山涛这两位前辈大人物，同时接见了十三四岁的王衍。

王衍字夷甫，出身琅琊王氏，是下一代高门子弟里的最星光闪耀的代表。

山涛赞赏王衍，王衍离开了，他还盯着背影看个没完，于是套用曹操夸孙权的句式赞美说：“生孩子不就应该像王夷甫这样吗？”

羊祜却说：“将来搅乱天下的，一定就是这小子！”

看未来的发展趋势，山涛倒是也没说错，王衍确实是魅力人物，但羊祜看到了问题的本质。

《晋书·王衍传》的说法再次和《世说》不同，山涛看见王衍后，很感慨，于是说：

“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世说》里山涛、羊祜两个人的话，都让山涛一个人说了。

这个地方，还是《世说》比《晋书》可信。

第一，王衍心胸狭隘，山涛若给他这么一句毒舌评价，可就算结下深仇大怨了，但王衍后来说起山涛都是好评，显然彼此关系不错，而王衍痛恨羊祜的记录，倒是很多的；

第二，不论夸人还是骂人，其实未必是有多么神奇的预见性，肯定还是要考虑到背后的人际关系。山涛与裴秀关系很好，而河东裴氏经常与琅琊王氏通婚，说起来都是自己人。山涛见到王家的晚辈，孩子样貌才智又确实不错，当然会夸一夸；王家、裴家都与贾充关系密切，羊祜却是另外一党，看见贾党的王家人也没好话，其实很自然，至于骂得这么准，那是中彩票了。

或许，唐代编撰《晋书》的史臣对山涛印象很不错，所以愿意成全他看人神准的美名，

就把羊祜的预言挪到山涛的嘴里。

再说“度”。

山涛的度量，体现在他身处尖锐对立的各派势力之间，能和哪边都和睦相处。

山涛和钟会、裴秀两个人的交情都挺好，钟会与裴秀是死对头，但他们都没有因为山涛也是对头的朋友而怨恨山涛。

再如山涛可以既做司马氏的官，又让嵇康拿自己当朋友。著名的“绝交书”事件，要作善意理解，可能是这样一个过程：

山涛举荐嵇康接替自己职务的不久前，司马昭把曹魏的皇帝曹髦杀了。

很多事是一环扣一环的：杀了皇帝，自然会引爆舆论；要让天下悠悠之口闭嘴，就需要再杀几个特别有影响力的名士来吓人。

所以这个时候嵇康特别危险。

山涛要嵇康出来做官，做官其实就是向司马昭表态：我对您主导的新秩序是认可的，不会和你对着干。

之前矛盾不那么尖锐的时候，可以容忍你做隐士逍遥派，现在到了必须站队的时候了。

但是嵇康拒绝。

不过山涛是好意，嵇康稍微冷静下来想一想就能意识到。所以后来他临刑之前，就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

而山涛也没有辜负嵇康的信任。

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政事》）

因为嵇康是被诛杀的，别人不敢推荐他的儿子（王隐《晋书》：时以绍父康被法，选官不敢举），山涛出来推荐。

嵇绍自己也很犹豫，自己到底是该做官（出）还是继续在家待着（处）呢？

山涛说：“我替你考虑了很久了。天地间一年四季，尚且有交替变化的时候，何况是人呢！”

意思是时代不同了，翻篇儿了，有机会当官就当吧。

看《晋书·山涛传》，会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山涛晚年常做的事，就是不断辞官，而晋武帝司马炎的态度，则是坚决不允许，就是要把山涛按在吏部的位置上继续主持官员选拔。

这并不是一场道德秀。山涛辞官，是真辞出风险来的。有人建议晋武帝说，山涛因为身体有点小小的不舒服，就在那里闹退休，陛下您挽留这么多次他还在坚持，觉悟实在太低，应该干脆免他的官。晋武帝当然没同意，但也可以看出，有些人，对山涛意见其实很大。

都说山涛看人准，其实他推荐的官，有不少是晋武帝自己看中的，只不过对外宣传是山涛眼光好，还编《山公启事》，显得全是山涛的主意。

这牵涉到皇帝和百官之间的矛盾。

世家大族出身的官员当然想，我已经是大官，我的子孙后代还要做大官。选官，当然就该选我们家孩子。

从皇帝的角度说，却不喜欢这样。清要的官职都被你们垄断了，皇帝的权威何在？中小家族越来越看不到机会，也会纷纷躺平，国家也会失去活力。

所以晋武帝给山涛的手诏是：“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矣。”用点寒门吧。

但这个年代，高门大姓影响力太大，选拔寒门肯定要大受抨击。把山涛放在前面，任务就是替皇帝挨骂。

而且，不是山涛这样声望大，情商高，一向人缘好，做人很难挑出毛病来的老名士，也担不起替皇帝挨骂的重任，所以晋武帝也很难找到替代山涛的人。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犹知管时任。贵胜年少，若和、裴、王之徒，并共言咏。有署阁柱曰：“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鞦，王济剔嬲不得休。”（《政事》）

山涛被认为是国之重器，朝廷之望，七十多岁了，还主持着选官重任。很多名门子弟，如和峤、裴楷、王济等人，在那里“并共言咏”——这四个字，市面上不少译本都翻译成一起赞美山涛，其实只需要把这一则看完，就知道情况不那么简单，就算是这些人说的是赞美的话，也一定有许多皮里阳秋。

官署的柱子上，突然被人题写了这么一则段子：

在阁道以东，有一头大牛。

和峤在前面牵引着“鞅”，鞅是拉车的牲口脖子上套的皮套。

裴楷在后面拽着“鞦”，鞦是拴在牲口屁股后面的皮带。

王济则在中间没完没了的刺激挑逗。

显然，是把山涛比作这头大牛，他被这批年轻人折腾得毫无办法。

从山涛的角度说，他年轻时热衷过，所以会对老婆说，我是要做三公的，你做得起三公夫人吗？现在这个目标早已达成，山涛很自然会想，我都这把子年纪了，该有的也都有了，干嘛夹在中间受气，留在这个位子上被喷口水？

一直到太康三年（282年），山涛实在病得不行了，终于被允许回家，第二年就去世了，活到了当时非常难得的七十九岁高龄。

无论如何，山涛死在一个看起来还相当光鲜的年代，躲过了不久之后恐怖的乱世。

按照儒家理想中的标准标准，嵇康狂，阮籍狷，山涛恐怕就只能算“乡愿”，是典型的“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如山涛劝嵇绍出仕的那番话，顾炎武读到后就特别痛恨，认为山涛话说得巧妙，“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真是道德败坏到极点。

但不论是《世说新语》的作者还是唐代的史臣，都对山涛印象很不错，他们留下来的对山涛的记录和描述，都是赞许为主。

一来，他们都不是理想家而是尘网中人，能体会到现实当中，人能做到山涛这份上就很不容易；二来，怎么评价一个人，是需要比较的，山涛和王戎，论年纪是“竹林七贤”的一头一尾，共同点则是都位至三公，而且都长期在吏部，和王戎一比，自然就会觉得山涛真的是挺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