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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史考证，我们可以确认，上海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在这个方圆不到一公里的街区内，诞生了第一个中共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和第一个团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着建党一百周年的到来，“渔阳里”这三个字越来越知名了。那么，这个地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研究者试着考证了“渔阳里”的由来。而对于上海渔阳里街区当下的情形，在推出的“中共建党上海革命遗址”系列纪录片《梧桐深处最上海》中，也有一番真实而生动的探究。

从清末开始，上海商务印书馆不定期编印出版《上海指南》，《指南》大多数附有《城厢租界地名表》，当时上海的城市面积不大，道路地名的数量有限，而上海的每一条弄堂有自己的弄堂名称，也是上海地名的重要形式，于是，《指南》也把弄堂名称作为地名收录其中，如今则成了宝贵的资料。

清宣统二年（1910年）增订的第六版《上海指南·城厢租界地名表》没有收录“渔阳里”，而民国三年（1914年）第八版《上海指南·城厢租界地名》中记录：渔阳里，法新界环龙路。

1914年以前，法租界的西界以原来的“打铁浜”（填浜筑路后取名“白尔路”和“白尔部路”，相当于现在的顺昌路、太仓路、重庆南路、重庆中路）为界，1914年，法租界扩张成功，今天的华山路以东和肇嘉浜路以南的区域全部被划进了法租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这块新划进的租界区域就被叫做“法租界新界”、“法新租界”、“新界”等名；民国十二年（1923年）《上海指南》描述的更详细一点：渔阳里（法新）锦江渔阳里广场，南通环龙路，北通霞飞路（直一，通；横二，不通）。渔阳里（法新），霞飞路，坐北朝南（贝禘鏖路口，直一，通，横三，不通）。

1924年，上海大东图书局出版陈柏熙著《上海轶事大观》，收有《渔阳里之妄分南北》一文，该书是作者历年来发表的文章的汇编，所以，文章真正的发表时间可能会更早一点。文章说：法租界霞飞路有两渔阳里，其间只隔一垣，论其方向应名曰“东渔阳里”、“西渔阳里”，乃该处则名东方者曰“南渔阳里”，西方者曰“北渔阳里”，斯真解人难索矣。

研究者以为锦江渔阳里广场，这两条“渔阳里”是东、西紧挨的，应该叫做“东渔阳里”和“西渔阳里”才对，但是人们却以渔阳里的出口，出口在南面环龙路（南昌路）的叫做“南渔阳里”，在北面霞飞路（淮海中路）的叫做“北渔阳里”。至少可以说明，现在的“渔阳里”曾经叫做“南渔阳里”和“北渔阳里”。

今天的南昌路，以前以华龙路（雁荡路）为界，东段叫做“陶斯菲尔路”，西段叫做环龙路；霞飞路就是现在的淮海中路；“贝禘鏖路”就是现在的成都路。因为这两条“渔阳里”还在，我们没必要做太繁复的考证，它们就是现在的南昌路100弄和淮海中路567弄；同样，也可以知道，渔阳里建成于1911年，习惯上把南昌路100弄的渔阳里叫做“老渔阳里”，把淮海中路567弄的渔阳里叫做“新渔阳里”；两条弄堂有围墙分割，原来是是不通的，现在围墙上的门明显是后来为了进出方便而加开的。据了解，20世纪50年代，为了治安上的需要，一度把许多本来相通的弄堂加建了围墙，使其不相通，过了几年，大家感到，弄堂被堵死后，给出行带来诸多的不方便，于是又把围墙拆除或加开大门，有的还把本来就有的围墙拆除或打通，研究者曾经询问当地的居民，他们也不知道渔阳里的围墙是原来就有的，还是后来加建的。至于为什么渔阳里有“老渔阳里”和“新渔阳里”之分，难道是“老渔阳里”建造在先，“新渔阳里”建造在后，才使“渔阳里”有新、老之分，那就更讲不清楚了。

上海的弄堂绝大多数是房地产商投资建设的住宅，提供租赁，所以，弄堂大多会取一个吉祥的名字，使用较多的字就是荣华富贵、福禄长寿之类的吉祥字句，与上海许多的弄堂名称相比较，“渔阳里”显得很别致，人们也很想知道，“渔阳里”这一名称是否有着特别的含义。

在汉语中，“渔阳”没有什么意义，仅用于地名，指现在的北京地区及附近一带。《地名大辞典》记载：渔阳郡，秦置，治渔阳县，故城在今京兆密云县西南。《史记·燕世家》记载：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秦二世发闾左戌渔阳，即此。汉置渔阳县，为郡治。城在渔水之阳，故名。

我们可以大胆推测，淸帝逊位后，原来北京的大清八旗子弟、遗老遗少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做起了寓公，他们携带的大量资金或寄存在银行，靠利息吃饭，或直接投资升值，上海的“渔阳里”是否就是南下的北佬投资建设的房地产，才使用“渔阳”作为弄堂的名称，寄寓自己对故土的怀念。

南昌路的渔阳里，和淮海路的渔阳里，是1914年才被划入法租界新界的，中国政府对租界没有管辖权，而法租界建立伊始，警力配置尚未到位，形成了政治上的真空，这里自然成为反政府或持不同政见者活跃的区域，留下了许多革命遗址和遗迹。南昌路100弄渔阳里2号是一幢二楼二底的老式石库门住宅，最初是柏文蔚（安徽人，1905年与陈独秀一起组织成立“越王会”，辛亥革命后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的寓所。1920年初，陈独秀来上海，租住于此，这一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通过李大钊介绍，在这里会晤陈独秀，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同年5月，毛泽东来上海，在这里拜访了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革命运动；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的发起组，经常在这里开会；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和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也设在这里。1959年，这里以“《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之名，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后来又经历了安排居民入住的曲折历史。

淮海中路567弄渔阳里6号，也是一幢二楼二底的老式石库门住宅，原为戴季陶寓所，1920年戴季陶迁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杨明斋在这里建立“华俄通讯社”，从此，此地就成了共产主义活动的重要地方。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叶天底等8位青年在这里发起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担任书记；9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在这里开办“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负责，俞秀松任秘书，为培养青年党团干部，并为输送青年干部赴苏俄做准备，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王一飞、肖劲光、柯庆施等是该学社的学生。1961年，淮海中路567弄渔阳里6号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之名，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据《卢湾区地名志》记载，“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曾名铭德里）”。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版《上海指南·卷八·城厢租界地名表》中，“渔阳里”和“铭德里”同时登记在册，释文基本一致，两条弄堂就是同一条弄堂，可能“渔阳里”刚刚改称“铭德里”，所以《指南》就把这两条弄堂同时登记在册。

而民国十九年（1930年）版《上海指南》的记录就发生了变化：渔阳里（法新租界），蒲石路，坐北朝南（白尔部路西）。铭德里（法新租界），北通霞飞路，南通环龙路（华龙路西）。铭德里北弄（法新租界），霞飞路，坐南朝北（华龙路西）。

蒲石路，就是现在的长乐路，“白尔部路”则是现在的重庆南路北段和重庆中路，应该说，当时这条新建的“渔阳里”的出口开在蒲石路上，有两个出口，后来改开到“白尔部路”，就是现在的重庆中路64弄渔阳里（这是上海第三个叫作“渔阳里”的地方）；原来环龙路和霞飞路的“渔阳里”地名被注销，正式称为“铭德里”；而《指南》所谓的“渔阳里”则另有所指，实际上，在淮海中路渔阳里附近的重庆中路还有一条“渔阳里”，按照《卢湾区地名志》的说法：渔阳里，今重庆中路64弄，属淮海路街道淮四居委会，建于1929年，新式里弄，有砖木结构三层楼房34幢，占地面积7.64亩。

在1947年上海地图上也能发现，今南昌路100弄和淮海中路567弄标注的是“铭德里”。这可能有以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产权变更，新的产权人把旧名改了，其次，这一带有三条完全同名的“渔阳里”，给人们增添了许多麻烦，于是就把南昌路和淮海路的渔阳里改为“铭德里”，至于为什么改名为“铭德里”，可能与门匾内容有一定的关系。

上海早期石库门住宅的大门上方镌有四字额，通常使用“四书五经”格言或吉祥词句，这些门匾大多数在“文革”中毁了，但是淮海路的渔阳里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旧址”，因此幸免于难。从1-7号的门匾依次是：惟听用德、天命看德、克明俊德、德彰万邦、兹惟德称、惟德是辅、祇勤于德。这里的“德”基本上就是道德、德政的意思，其中6号的“惟德是辅”与“惟命是从”是古汉语中相似的句型，就是只听从、辅助有德政的君主的意思，如果君主不实行德政，你就可以不听从、不辅助他，甚至可以反对他、推翻他的政权。由此看来，这幢房子在建成时，就蕴藏着叛逆的性格。“铭”则是指刻在金属或石头上的文字、图案，不容易磨灭、消失，引申义就是铭记于心。也许，淮海路渔阳里每幢石库门的门头上镌刻带有“德”字的门额，提醒、告诫人们“惟德是从”，因此就把弄堂名称改为了“铭德里”。20世纪50年代确定铭德里6号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旧址”后，又注销了“铭德里”，重新使用它的旧名——“渔阳里”，现在新渔阳里的弄堂门额也是这个时候重做的。

研究者认为，这几条同名的“渔阳里”应该是同一家房地产公司投资建设的，而那条重庆中路64弄的渔阳里，才是真正的“新”渔阳里，因为南昌路和淮海中路的“渔阳里”都是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可能是文物系统的同志们为了有个区分，才把它们分别称作老、新渔阳里，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后人反而搞不清楚新老之分的原因了。